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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，就是“抗战老兵手印广场”，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，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，或老兵的鲜红手印。为取这些手印，樊建川跑遍全国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，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，多是被飞弹损毁的。

在这些手印里，其中一枚属于张朗轩老人。他是一位川军老兵，在1938年参加藤县保卫战。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，5000人基本上都阵亡了。张朗轩老人幸存回川，为了纪念抗战川军烈士，成都市人民公园立着一块碑，英朗的战士以老人为原型塑造。但60多年来，老人只字不提，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。

樊建川知道张朗轩老人后，一定要将老人的手印印上。老人也为他积极呼吁，多方寻找当年抗日老兵。哪料到，广场建成之前，老人突然辞世，樊建川悲痛无比，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，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。这样的手印，还不止一个。

30个博物馆，樊建川最不愿去的，就是“战俘博物馆”。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，为战俘修建的博物展馆。樊建川的父亲参加抗日，曾一度被俘，留下了心结。当时被俘的战士被杀害后，他们的亲人都觉得不光彩，即便活下来也会受到歧视。“因为觉得做俘虏是个污点。这些人一生可能就一张照片，那就是被杀之前日本人拍摄的，他们死了，亲人还不敢说，这是个几百万人的大群体啊！

就这么被忽视、被遗忘了！想想就让人心酸。”在日本，樊建川曾用一段时间，买下市面上所有的战俘照片，最终将它们带回国建馆。在战俘馆曲折的回廊里，无数流亡异乡的忠魂得到安放，那一张张黑白面孔，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泪。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，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：“这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干了一件伟大的事，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。”

为了博物馆，樊建川把赚来的钱，一分不留全都投资进去。光利息一年就是7000万！十几个亿，说砸就砸了，他自己的生活，却越过越简朴。他穿几十块钱的衣服，抽二十多块钱的烟，吃十几块钱的外卖。无论是做节目、访谈、签售，他都穿馆内自制的宣传T恤。“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，朋友苦劝说，让一个人完蛋，吸毒；让一个企业完蛋，建博物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