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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用说网上，就是网下，政府对审批的真实性，是不是都担任全部责任，也不一定，所以，网上就更复杂。而且，网上又涉及多个主体，平台的责任和界限，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。”杨小军说。

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以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例，认为配置义务应该考虑平台是否有履行相应义务的能力，同时，也应该结合不同业界形态，做量体裁衣式的规制。比如，C2C平台仅为食品销售提供在线平台，本身不参与交易，B2C平台通过搭建的网络平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食品，而B2B平台为企业对企业的食品网络销售建立交易平台。

事实上，对于某一行业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，当前监管尚未能够细化到如此程度，难免捉襟见肘，即使有细化规定，往往也较为原则。

监管向平台转移是趋势。平台被赋以越来越多的义务，除了私法层面，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王静表示，“要求往往带有公法性质，在外观上甚至呈现出行政权向平台转移的效果。由于行政机关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手段，因此将原本应当由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、履行的职责交由平台。”

界定平台责任，王静认为既要考量意图保护的价值和利益，又要考量目前的技术条件和所负担的成本，需要运用比例原则比对设定的义务与意图保护的安全和利益，即要符合必要性原则、适当性原则和侠义比例原则。

王静进一步分析，对平台科以公法义务应该只能由法律、行政法规作出规定，而不是行政机关通过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甚至行政指导、行政命令就可以规定的。